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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03-26

我国民间继承习惯与《民法典》继承法律规定的冲突与协调

                                                           作者:雷春红  赵付丽
 

      一、我国民间传统继承习惯与观念

       “在中国的把大部分农村地区,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和纠纷时,倾向于借助区域间的人情和礼俗来解决,而不是国家法律。民间习惯也即民间规则,它不仅能外在影响人们的行为,也能内化成为人们的信仰。”[1]这些传统民间继承习俗与观念主要有:
       (一)妇女继承遗产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也得到了提高,人们所拥有的财产已经不只是仅仅满足生活需求的生活资料,还包括生产资料。在我国偏远山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农村的财产继承中,皆说这么一句俗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出嫁之后即是外人了,故在遗产分配上,嫁出去的女儿没有参与遗产分配的资格。因此,出嫁女除了在出嫁时得到一份嫁妆之外,对于娘家父母的遗产没有继承资格。这在我国西部偏远山区较为普遍,特别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域。这种民间由古代流传至今的继承习惯,几千年的积淀使人们的观念根深蒂固。民间家庭中,“在对遗产进行分配时,配偶的继承权特别是妻子的继承资格并未得到肯定”,[2]即就丧偶家庭而言,被继承人的配偶,特别是被继承人的妻子也没有资格参与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而是由被继承人与其配偶的孩子或孙子来继承。
       以上两个继承习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家庭私产向家族外扩散的作用,但是“男女继承权不平等”的观念不仅使妇女继承权严重遭受侵害,也与我国现行《继承法》规定“男女继承权平等”以及《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相悖,不利于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二)分家析产,诸子均分
        在民间,“诸子均分”是主要继承习惯之一。在农村,当父母还活着的时候是不为死后的遗产作分配的,但在其儿子成家之后会进行“分家析产”。所谓“析产”即是父母将自己的财产进行一次分割,根据分家协议把分割的财产所有权交给儿子,并且在儿子较多的家庭中,实行的“诸子均分”。而当父母死后,其遗产继承也是“诸子均分”,并由儿子们负责其丧葬事宜。无子家庭为了使其财产得到继承,也会通过“过继、招婿、和立嗣等方式获得一个形式上的儿子”。[3]
        农村一直流行养儿防老的说法,农村继承习惯里面,无论是以“分家承嗣”、“宗祧继嗣”为基础的财产继承习俗,还是“诸子均分”的遗产分配方式,都体现了儿子对于父母遗产继承资格的绝对占有。这些继承习惯对于家庭宗族结构的再生与维系具有重要作用。诸子均分在很大程度上对防止因遗产分配不均从而产生利益纠葛使兄弟之间关系不和谐有很重要的积极作用。另外,继承习惯当中除了儿子可以作为继承人之外,其孙子女、侄子和外甥在继承人范围之列。这对防止家族私产的向外流传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也有利于使家族遗产更好的向下流传,并且符合被继承人的主观意愿。但是,它们也存在很严重的消极影响:“分家承嗣虽未被法律规定,却作为一种民间习惯长期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层社会百姓和基层司法机关在纠纷处理中的态度。尽管分家析产、立嗣承祧的民间习惯与财产继承的法律规则之间存在矛盾。基层司法官在处理继承案件中仍表现出对民间习惯的默认和尊重”。[4]所以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统一的判案标准,故“相同案件,不同判决”的现象时有发生。诸子无条件均分的继承习惯,不仅侵害了出嫁女的继承权利,也不利于保护被继承人的权益。
    (三)不立遗嘱的习俗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我国农村主要的继承习惯是无遗嘱继承。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农村过去经济条件十分有限,大部分家庭子女较多,所以“人多东西少”;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封建落后,忌讳谈生死,生前不谈死后事,所以没有“遗嘱继承”这一习惯。对于遗产继承人,民间约定成俗的做法都是:一旦被继承人死亡,那么遗产将由其儿子继承。对于遗产继承人的范围,又由于“受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响较大,民间继承习惯普遍认为孙子女是家族血脉的延续,是继承家业的、传宗接代的主体,当然地认为其属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范围。侄子、外甥也是被继承人遗产分配时的选择对象”。[5]这是一种向内继承并且是向下流传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私产的保护。
       民间中,不立遗嘱的习俗有其积极的作用:有利于防止被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出现猜疑,产生家庭利益纠葛,致使家庭内部分裂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水平、生活质量逐渐提高,家庭财产相较于过去而言也有所增加,并且农村的年轻一代由于受过教育,文化水平相对得到提高,维权意识也不断提升,所以此时农村的无遗嘱继承,就会暴露其弊端。例如:被继承人有二个子女,儿子不学无术,未曾赡养过父母,而女儿很上进,对被继承人很孝顺,且承担被继承人的赡养及丧葬问题。但是由于被继承人生前未曾立下遗嘱,所以在其死后,儿子根据农村由来已久的继承习惯,理所应当的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这对被继承人的女儿而言是极大的不公平。
       二、民间继承习惯与《民法典继承相关规定的冲突
      (一)妇女无继承权与男女继承权平等原则冲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六条【男女平等享有继承权】:“继承权男女平等。”平等是指男女在遗产继承资格以及除了特殊情况外的在遗产继承份额上的平等。但民间继承习惯当中,妇女没有继承资格,男女在继承资格上存在极不对等位置,男性对于遗产继承享有绝对占有权。以如下现实遗产纠纷案件为例,深刻表现了这一冲突:
        案情:孟村县新县镇X村的一对夫妻,丈夫王某、妻子李某,夫妻双方均为退休工人,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出嫁后,虽然将户口迁到了出嫁地,却也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两位老人生病了,女儿与儿子也是轮流照顾的。2012年11月,王某与李某夫妻二人均遭遇不幸身亡,留下的遗产是房屋6间(房屋产权证上的名字为儿子的名字,但村委会和同村上岁数的人证实是王某、李某夫妇购买的)、存款8万元。左邻右舍的人和这对夫妇的儿子,皆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认为女儿没有继承资格,不能继承父母留下的遗产,父母的遗产只能由儿子来继承。女儿不同意,在与哥哥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起诉到法院,要求按法律规定继承父母的遗产。2013年4月孟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经过审理,依法支持了这对夫妇女儿的诉讼请求。(文中所用名字为化名)
        法院的这一判决引发了网上民众的热烈讨论。民众认为出嫁女在娘家是外人,再以家人的身份回去与兄弟争夺遗产属于不要脸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情;出嫁女的这一维权行为虽然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却从此与娘家兄弟再无往来,兄弟姐妹之间没了亲人的情分;出嫁女回娘家争夺遗产,有伤风化且严重破坏家庭和谐。显然,本案依据法律判决是合理合法的,但民间大众并不支持法院的这一判决。法院完全依照法律合法判决,在解决此类纠纷上社会效果并不乐观。这一判决,一方面虽然确实维护了出嫁女的合法权益,但另一方面也使出嫁女陷入更大的民间舆论当,并未真正起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的作用。
         (二)丧偶儿媳无继承权与丧偶儿媳法定情形下享有继承权的规定冲突
       在此以下面一则案例阐述农村继承习惯中丧偶儿媳是否有继承权,案情:刘女士与其丈夫王先生于1995年结婚,生有一女王小某,2004年王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生前未留下任何遗嘱。刘女士未改嫁,独自抚养女儿。2007年王先生唯一在世的老父亲也因病突发去世,生前未留下任何遗嘱,但王老先生留有遗产房屋一套,有包括王先生在内的儿子三位,且去世前一直住在儿媳刘女士家中。因王先生先于王老先生去世,故其两个哥哥认为刘女士虽是王老先生的儿媳,但是自己的兄弟已死,她是外人无权遗产继承,故未与刘女士商量便将此房屋出售。刘女士得知后将两个哥哥王大某与王二某告上法庭。宣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女士对王老先生的遗产有继承份额,王大某与王二某要房产,应依法给予刘女士补偿。
       此案中,王大某与王二某之所以认为刘女士是外人无权继承公公遗产,是由于我国民间传统继承习惯中丧偶儿媳是外人。而我国民间继承习惯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家族私产向内流传,不承认丧偶儿媳、女婿的继承地位或继承资格。但法院之所以支持刘女士的诉求,是由于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确定了丧偶儿媳及丧偶女婿的继承资格,也规定相应的条件。
        另外,《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了配偶、子女和父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这是对遗产中属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共同财产的处理。第二款规定:“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也就是说,夫妻一方去世后,需先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析产,然后才能对属于去世一方的个人财产进行继承。这里明文规定了配偶之间有相互继承的权利。
      可见,农村继承习惯中丧偶儿媳无继承权与《民法典》所规定的丧偶儿媳在法定情形下享有继承权存在冲突。《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极大的保护了丧偶儿媳以及丧偶女婿有限继承的权利,也明确了夫妻双方平等的继承权,甚至保护被继承人配偶对所继承财产的自主处理权。
       (三)将被继承人的遗产保留在本家的观念与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冲突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及继承顺序:“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可知,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以及对公、婆或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皆为现行继承法所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我国现行法的继承是一种由死者流向生者的继承。
       但是,我国民间继承习惯的继承则是一种由从长辈流向晚辈的传承。在我国民间的继承习惯当中,可以作为继承人的除了被继承人的儿子之外,其孙子女、侄子、外甥都可以被列为继承人。传统继承习惯主要目的是保护家族利益,更多考虑私产的向内流传,家族的兴衰。所以在民间遗产继承纠纷案例之中,若是出嫁女或是丧偶之妻等不在民间继承人之列的人参与遗产的分割继承,是不被人们所接受的,甚至致使家庭内部的严重分裂。为了维护家庭和谐,这部分人一般不愿参与到此类事件当中。这便是我国民间继承习惯与《民法典》的另一个冲突之处,即:继承人确定的冲突。
        在“北京大兴灭门案”的遗产继承案件中,也凸显了这一冲突。案情:2009年11月,北京市大兴区的李磊将妻子王美玲、两个儿子、父母和妹妹,当李磊被执行死刑后,李磊的岳父母以李磊妻子王美玲遗产继承人的身份,将李磊的遗产继承人奶奶杨某和姥姥周某诉至法院,请求对李家遗产进行分割。经法院认定,李磊父亲的遗产应由李磊的奶奶杨某全部继承;李磊母亲的遗产应由李磊姥姥周某全部继承;李磊妻子的遗产由其岳父母与两个孩子继承,但由于两个孩子已经死亡,故遗产由岳父岳母继承;李磊妹妹的遗产由杨某继承二分之一,周某继承二分之一。此外,由于李磊曾在生前订立遗嘱,内容是把自己死后的遗产留给奶奶杨某,这是真实意思表示,所以法院予以认可,因此李磊的遗产均由奶奶继承。经核算,李磊岳父母共同继承遗产总价值为100余万元,杨某继承遗产总价值为430余万元,周某继承遗产总价值为260余万元。一审判决后,李磊奶奶杨某不服上诉。但二审时中院终审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的这一判决,引起了国内不少法律学者的热烈讨论,部分学者认为“纵观遗产的法定继承来看,李家的大部分财产流入了李磊的妻子王美玲家,流出了李家。这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家家庭职能的正常运行”。[6]法院的这一判决保护了李磊妻子一方的权益,但也引起了民间大众的不理解,妻子死亡后,其财产应归夫家或其子女所有,岳父岳母参与遗产分割的也更是少见。而且民间继承习惯中,被继承人的孙子女、侄子、外甥等都享有继承权。这个案件的判决反映出,我国《民法典》对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过于狭窄,与人们传统继承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
     (四)诸子均分的习俗与遗产分配的规定冲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遗产分配的原则】:“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酌情分得遗产权】:“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我国制定法明文规定遗产分配时各继承人均等继承遗产份额,对于情况特殊的可以适当多分,而对于未尽赡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民间继承习惯当中是“诸子均分”的分配方式,对于财产份额也是均等分给诸子。这一分配方式并未对特殊情况进行规定,即诸子中对生活不能自理或者生活贫困等的一方是否可以多获得遗产,主要取决于被继承人的良心以及其他兄弟的同意。此处的“诸子”,仅指儿子,出嫁女不能参与遗产分割与遗产继承。在现代社会的实际案例中,农村诸子中的一子即使从未对被继承人履行过赡养义务,也会在被继承人死后以被继承人未留下有效遗嘱而依据农村长期存在的继承习惯理所当然地继承被继承人遗产,且与履行赡养义务的诸子均分遗产。
        三、民间继承习惯与继承法律规定冲突的解决途径
     (一)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法定继承“指的是当被继承人没有订立遗嘱或虽有遗嘱但该遗嘱无效,不能依遗嘱确定继承人时,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和顺序确定继承人。”[7]所以法定继承也叫无遗嘱继承。“现实生活中,法定继承既关系到被继承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又涉及家庭扶养职能的实现”。[8]对调整遗产继承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关于法定继承对象目前,我国制定法对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只有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由于国家改革开放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少生优生”,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许多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了丁克家庭。就上述“北京大兴灭门案”的后续继承纠纷案件来看,很多学者认为《继承法》对法定继承人的规定范围过窄,所以为了防止家庭遗产无人继承的情况发生,多数学者提倡将此范围扩大至被继承人的侄子女和外甥子女,也即将侄子女、外甥子女等晚辈血亲作为第三顺序的法定继承人。虽然2015年10月,我国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再受“单独二孩”政策或“双独二孩”政策的限制,终结了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但是解决这30年形成的继承问题,是一个渐进过程,所以将继承人范围扩大到侄子女、外甥子女的做法仍然值得提倡。但是在此基础上必须明文规定:侄子女、外甥子女拥有继承权的前提是要与被继承人形成生活扶养关系,对被继承人履行扶养义务,否则没有资格继承。
        另外,从上述“北京大兴灭门案”来看,由于李磊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再杀害了儿子,所以他既不能继承妻子的遗产,也不能继承儿子的遗产。妻子的遗产就由他们的儿子和他的岳父母继承;然后他的儿子也死亡了,由于两个儿子同时死亡,没有其他生存的兄弟姐妹,也无子女,所以的他的继承人就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由于祖父母已经死亡了,所以他的遗产是的还在世的外祖父母继承。而李磊的奶奶以及外婆作为李磊儿子的曾祖母和外曾祖母则不能参与继承李磊儿子的遗产继承。因为在无遗嘱继承案件中,我国继承法并未将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以至于后来李家的财产大部分外流入了姻亲关系的岳父母家中,故引起了民众热烈讨论。所以,倘若我国继承法中有将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纳入到法定继承人范围中,作为第四顺序法定继承人存在,那么此类继承纠纷的发生几率也许就会小很多。虽然现实社会生活中,“四世同堂”的家庭并不多见,但是,法律是帮助人们解决纠纷的工具,同时也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标准,既然现实社会存在着这种情况,也存在类似的纠纷,那么相应的解决机制或解决办法就有其存在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法治意识的提高,法律更需要得到完善。不能认为“四世同堂”的家庭极少,发生此类纠纷的机率也比较低,所以将“曾祖父母”或“外曾祖父母”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是没有意义。而且将这类亲属排除在法定继承人之外,无论是从亲情上还是传统价值观念上都是不合理的。
       因此应规定:将被继承人的晚辈血亲即侄子女和外甥女作为法定继承中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将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作为第四顺位继承人。这不仅尊重了民众希望遗产在家族成员内部传承的继承观念及习惯,也有利于防止被继承人的遗产向更远的旁系血亲扩散,更有利于保护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以及遗产财产作为私产的性质。也使被继承人遗产不至于由于无人继承而作为无人继承遗产被收归国家或集体。
       (二)完善遗嘱自由限制,明确财产继承份额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继承法尊重人们遗嘱自由的权利,也暴露继承法对该自由限制较少的不足。将不是被继承人三亲等以内的人以及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也纳入遗嘱继承对象内,不符合我国民间传统习惯的态度,也不利于保护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更不符合世界立法对遗嘱自由限制的立法趋势。
        因此,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有学者建议:“通过遗嘱继承的人只能是三亲等以内的亲属和配偶、女婿、儿媳等近亲属,不能通过遗嘱把财产遗赠给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9]规定能通过遗嘱继承的继承对象必须是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女婿、儿媳或直系血亲三亲等以内的其他亲属。若遗嘱中被继承人将遗产遗赠给了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那么此继承人必须是赡养或扶养了被继承人的人,并且规定此继承人在接受遗赠之后举证证明自己赡养或扶养了被继承人。虽然我国继承法规定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思自由,但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是力大于弊的。一方面将遗嘱继承对象进行限制保护了法定继承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遗嘱继承对象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使该继承人被其他继承人认可和被民众接受,更有利于继承人之间关系和谐。
        另外,在诸如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他们的民法典中对遗嘱自由进行严格的限制,并且都分别对“特留份”和“保留份”进行了规定,使特留份成为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的工具。比如,“德国对特留份的限定为法定继承份额价值的二分之一。到了1907年额瑞士民法典对特留份的比例明显提高,第417条规定,直系卑亲属份额为其法定继承权的四分之三,父母中任何一方、生存配偶的份额均为其法定继承权的二分之一”。[10]由此看出,德国民法典中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明显增强。而我国《民法典》规定对于相同顺序的继承份额的分配是明确界定为“均等”,即各二分之一,对于存在例外情况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则是多分或少分或者不分。但是,对需要特殊照顾的人可以继承的遗产份额则是给予他们“适当的遗产”,对于多少数额算“适当”,《民法典》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进行明确界定。虽然我国继承法律规定赋予了被继承人处分自己身后遗产的充分自由,但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司法实践中无法操作或处理案件中违背立法原意。由于法律对于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中的必要数额没有明确规定,所以给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致使许多相同案件不同判决的现象产生。此外,在对需要特殊照顾的特殊保护时,对其他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则没有规定。关于继承人的继承份额,有必要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规定,将相关遗产继承份额明确界定;也可引入“特留份”制度,作为限制遗嘱自由的工具。     
     (三)保障妇女继承权
       1、增加保障性条款,保障丧偶妇女权益
       我国传统继承习惯中,丧偶之妻没有财产继承权,丧偶儿媳更没有资格继承公公、婆婆的遗产。目的是为了防止丧偶妇女继承财产后再婚使被继承人的遗产外流。但现行《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有相互继承的权利,而且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条【再婚时对所继承遗产的处分权】:“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所继承的财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这使丧偶再婚妇女对继承遗产的自由处分权得到了保障,但是现行继承法却未规定,如果该处分权被干涉,那么实施此干涉行为的人会有什么后果,条文中并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因此,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丧偶妇女即使继承了配偶的遗产也无权自由进行处分,需与配偶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商量讨论才能决定,否则会引发家庭矛盾,产生诸多纠纷。因此,继承法仅对妇女有此处分权有规定而不对相应的妨害行为进行处罚并不能很好的保障妇女权益。所以,建议《民法典(继承编)》制订时,对此类赋权原则性条款予以充实完善,增加保障性条款,更好地保障妇女继承权。
       2、司法实践中,坚决保障出嫁女继承权
       在传统“分家析产”过程中,奉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没有参与析产的权力——这一民间习惯,从法律层面来看侵害了出嫁女的财产权益,也违背了《宪法》中男女平等的原则。虽然,有学者认为“在乡土中国,不赡养老人是不讲孝道、最为人不齿的行为。获得家产的儿子为此被起诉到法院,在乡村社区是非常丢面子的事。另一方面,没有获得分家析产的女儿不负担经济上的赡养义务,通常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出嫁女不时回娘家探望或在父母生病住院时服侍照顾起居生活,就足够获得‘孝道’的公众评价”。[11]但我国是法治社会,实行依法治国。因此法官在处理“分家析产”纠纷时,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下,在司法运行中尊重出嫁女的选择权,即选择是否参与析产的权利。除了法官要发挥自己的智慧灵活探究出嫁女的真实意图外,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也要明确规定“析产”单或协议必须只有在家庭全体人员自愿自由作出意思表示时才有效,并在此基础上尊重出嫁女的在“析产”过程中的参与权。即,若是家庭其他成员未经出嫁女的同意且不让出嫁参与“析产”,那么该次“分家析产”的相关内容则无效, 依照现行法保护出嫁女权益;若是出嫁女明确作出有效意思,愿意依照传统民间继承习惯放弃参与共同“析产”,那么该次“分家析产”的相关内容则有效。
       另外,一定要贯彻执行继承男女平权原则,在乡规民约中体现女性继承权。民间大众之所以不承认出嫁女的继承权,正是由于传统习惯中基于传统观念,认为出嫁女对父母一般不尽赡养和丧葬义务,而是由儿子对父母履行赡养和丧葬义务。正所谓“养儿防老”,但现今社会“不孝子”频出,且不论他们是否履行了此义务,就男女平权来看,女儿不仅有继承权,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有同等义务。这在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要改变人们的封建观念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要解决父母担心女儿不养老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创造国家法适用的条件,比如村规民约中可以明确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比如规定女儿与父母 签订赡养协议书,不履行义务应承担责任; 或者在分遗产时,其他继承人应为尽赡养义务的出嫁女儿 保留份额等,加大女儿对父母有赡养义务的规定在具体生活中的落实,也就对出嫁女继承权的保护进行了落实。”[12]这是一个解决途径,但是不应该由女儿与自己的父母签订相关维护赡养协议,而应该是子女一起,在全部家庭成员的一致意见下拟定协议内容,以及不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且都签字。签字时可以找不是家庭成员的第三者在场作见证,以便履行义务时有人监督,促使子女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且子女一起签订赡养协议有利于消除父母对于养老的不安全感,这也更有利于促使家庭和谐。最重要的是,这能有效维护出嫁女的合法权益,使得她在维权时有底气,敢于维权,这也是能够打破农村人只有养儿才能防老的观念。
         3、加强普法宣传,改变世俗观念
        出嫁女以及丧偶之妻之所以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是受传统“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禁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村妇女的法制意识低以及维权意识不强。由于民间大众缺乏相关法制意识,而我国有关部门普法宣传并不到位,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农村民众对于上述法律更是很少了解,所以以上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世俗观念才一直得以存在于民间。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特别是对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普法宣传。比如,应该大力鼓励妇联委员发挥他们特有的优势,积极组织普法活动,加强对基本的法律观念的宣传以及做好普法工作,为落实男女继承权平等和为有效解决出嫁女或丧偶儿媳的无继承权的传统观念扫除思想上的障碍;在此基础上,健立健全有关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机制,并充分发挥好基层机构方便基础群众的优势做好调解工作,达到用最少的资源去解决问题的社会效果。
这有利于改变世俗观念,消除“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使遗产继承“男女平等”的进步实现深入人心;也有利于让更多人特别是被侵害相关继承权益的农村出嫁女以及丧偶之妻们获得维护自己权益的武器,只有她们自己了解到了有关法律知识,她们才能有勇气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对于提高女性地位和更深层次的破除“重男轻女”封建思想有重要意义。


[1] 孙德奎.论当代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以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途径[J].法制与社会,2010(6):5.
[2] 潘淑岩.农村继承习惯与继承法的冲突与协调[J].法治视点,2017(8):112.
[3] 王霞.民间传统继承习惯与现代继承法的良性结合[J].人民论坛,2015(14):143.
[4] 刘昕杰.法律与习惯的并存:民国财产继承与分家承嗣的法律实践——以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为例[J].四川大学法学院学报,2010(9):309.
[5] 潘淑岩.农村继承习惯与继承法的冲突与协调[J].法治视点,2017(8):112.
[6] 车栗莹.论我国《继承法》的修改与完善——由“北京大兴灭门案”引发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4(2):63.
[7] 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
[8] 陈苇,冉启玉.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立法的思考[J].法学论坛,2013,28(02):52.
[9] 殷清波.论我国继承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冲突和协调[D].四川:社会科学院,2017.
[10] 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30.
[11] 程铭.中国的分家习惯与现行法律的冲突[D].江苏:苏州大学,2009.
[12] 郑小川,于晶.婚姻继承习惯法研究——以我国某些农村调研为基础[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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