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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文章

时间:2020-09-20

《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功与过
——以离婚时夫妻不动产权益分配的规定为例
作者:雷春红
摘 要:建国以来,统一规范性婚姻法司法解释弥补了立法的不足,有效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但21世纪后,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婚姻家庭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一事求一解”、“一刀切”的司法解释造成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不衔接,有些规定适用的结果违背了《婚姻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以离婚时不动产权益分配的规定为典型。因此,有必要细化婚姻法律规定,加强立法解释;建立婚姻法司法解释监督机制和判例制度,对婚姻法司法解释进行规制。
关键词:婚姻法;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判例制度
 
建国初期,立法宜粗不宜细,由有权部门(主要是最高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加以明确的立法指导思想形成,并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性质发生转变,已不是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具体法律解释”,而是对法律文本进行全面、系统的抽象性解释,实际上是二次立法。自20世纪90年代起,司法解释超越或替代立法的现象受到法学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关于夫妻不动产权益的规定倍受争议,再次暴露出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的弊端和诟病。
一、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及其司法解释
1980年《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大多数学者和人大代表对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司法解释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一司法解释缺乏民法依据,不符合所有权变动的规则,应当予以取消。如果把它上升为法律,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1]《婚姻法修正案》对此不作规定。《婚姻法修正案》第18条明确,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为了保护弱者特别是妇女的权益,《婚姻法修正案》第42条规定了离婚时经济帮助制度。但是,自1998年底,在执行住房货币化改革过程中,住房补贴的发放和群众对住房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尽人意,居民住房不公平的现象扩大,房价飙升,房地产炒作,这对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对于婚前一方支付首付款购房,婚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的情况,原有的法律规定无法解决以下难题:1、该房产是一方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2、房产的增值部分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3、离婚时,此类房产权益如何分配才公平、合理?对此,我国各地法院做法不一。2011年《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这一解释引发社会纷扰,民众和大多数学者认为,该解释过于保护个人财产权利,将家庭当成合伙企业经营,价值取向有所缺失。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1、《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与第5条的规定不衔接。没有区分一方婚前购买不动产用于投资还是自住,如果一方婚前旨在投资而贷款购买的不动产,例如商铺或用于盈利的商品房等,该不动产在婚后的增值部分应认定为投资收益。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此投资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可见,《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与第5条的规定不衔接。
2、“个人财产”的界定不明确。现今,年轻人普遍无力支付高额的不动产首付款,大多靠父母、亲戚资助,或向朋友借款。如果婚前一方借款支付首付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从财产来源看,仍将此不动产认定为一方婚前个人财产,显然不公平。
3、非产权登记方获得的补偿“杯水车薪”。“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是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了一方婚前个人购买不动产的贷款,成就了该不动产归一方个人所有并获得保值增值的结果。非产权登记方无法享有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却因为结婚的客观事实而不得不参与共同还贷,离婚时,只能就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应财产增值部分,根据《婚姻法修正案》第39条第1款规定的原则获得补偿。这是为追求与《物权法》所有权取得规则一致,而忽视婚姻家庭法特殊性的规定,走向了过分保护婚姻个体财产权利的极端。实践中,产权登记方迫于偿还剩余贷款的压力或因情感纠葛,存在执行难的问题。非产权登记方即使获得补偿,数额有限,用于购房“杯水车薪”,甚至无法长期承租比原先住房条件差得多的房屋。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功过评价与原因分析
考查某项法律规定的成败,关键看其是否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进步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婚姻法而言,需考查婚姻法及其法律解释是否准确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普遍的婚姻家庭观念和价值取向,增强人们对婚姻的信心和对家庭的责任感。1950年《婚姻法》是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宪章,有关家庭财产及离婚时夫妻财产权益分配的法律解释严格遵循《婚姻法》的基本精神,侧重保护妇女权益,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摆脱不幸的婚姻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夫妻财产制和离婚时财产权益分配的规定,体现了以维护家庭共同体利益为主,关注个体利益保护的价值取向。司法解释扩大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表明法律对夫妻多年协力劳动创造家庭财富的认同,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司法解释关于离婚时夫妻共有房产分割的规定,在侧重保护妇女权益方面有所减弱。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取消了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若干年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呈现出平衡家庭共同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家庭共同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博弈之间,《婚姻法修正案》的司法解释关于离婚时夫妻不动产权益分配的规定,不能有效保护弱势一方的权益,平衡离婚当事人的利益。尤其是《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的规定,过于保护夫妻个人财产权益,适用产生不公平的法律后果。有学者认为,《婚姻法解释(三)》完全丧失了任何理念,完全放弃了婚姻的价值追求。与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相比,法律的意义与功能也更是彻底改变了。它已经不具有丝毫提升道德、弘扬价值的功能,而完全成了法官用来办案的技术依据。[2]《婚姻法修正案》的司法解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婚姻法司法解释的价值取向不明确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观念渗透到婚姻家庭生活中来,西方多元文化因素侵入,中国传统婚姻道德伦理受到冲击。“单位——家庭”体制被打破,国家公权力介入私人家庭生活极其有限,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主要诉诸法律途径,加重了法院的负担。我国尚未设立专门的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法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细致处理反映人间万象的家事纠纷。在现今中国社会价值多元且纷乱的状况下,司法解释的制定者显得有些迷茫,只依据法律进行判断,对普通民众的需求反应迟钝。为提高办案效率,统一法律适用,与《物权法》所有权取得规则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刀切”的抽象性司法解释,不直接考虑中国传统婚嫁习俗、社会性别差异、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影响夫妻不动产权益分配法律规定的综合性因素。对学术界研究成果和国外立法经验借鉴甚少,对司法解释适用产生的后果缺乏准确、全面的预测。
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在立法层面上宣告了婚姻家庭法向民法的“回归”,但这并不抹杀婚姻家庭法本身的特定规则,要将婚姻家庭财产制度与物权法、债权法制度统一。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规定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的内容,但家庭财产法并不完全与财产法一致,而是规定非产权方配偶对家庭住宅享有居住权;对他方处置家庭住宅享有同意权;离婚时,家庭住宅可以由法院判决分配给非产权方配偶居住使用。[①]德国法定夫妻财产制为剩余财产共同制,即使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在离婚时另一方也可以就房屋的增值利益分得一定的份额。相形之下,《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的规定,忽视了婚姻家庭的特殊性,偏离了《婚姻法修正案》平衡家庭共同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二)司法解释无法全面完善配套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一事求一解”、高效统一裁判依据的做法,造成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不衔接。《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的规定保护了夫妻个人财产权益,但在我国离婚救济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离婚当事人利益严重失衡。《婚姻法修正案》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婚姻法解释(一)》第27条第1款和第2款将“一方生活困难”界定为“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或“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离婚后,获得当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通常被视为已不具备“不足以维持生活”的条件。解决离婚当事人的住房问题和生存困难是经济帮助的焦点,但直接以房屋予以经济帮助者甚少,法院实际判决的经济帮助方式中,大多为金钱帮助,有的只是杯水车薪,点到为止。[3]“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如何理解?离婚后,一方租房、回娘家或在单位集体宿舍居住等,似乎都不能认定为“没有住处”。而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的规定,离婚后,产权登记方仍居住在双方曾共同偿还过部分贷款、保值增值的房屋;而非产权登记方,即使直接抚养子女,却被“扫地出门”,所获经济补偿有限。《婚姻法修正案》增设第40条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但适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我国夫妻采用分别财产制的极少,该制度形同虚设。
上世纪50~80年代,人们生活水平低,离婚经济帮助仅限于维持温饱,离婚前后的生活状况没有明显差别。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城市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后,无收入的城市居民可依靠领取低保金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对离婚时经济帮助的要求不仅限于维持温饱,而在于保持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相同或相近的物质生活水平。我国现今,家庭仍承载着经济生活、养老育幼等功能,人们对婚姻家庭享有期待利益,如果离婚后生活状况与离婚前相差悬殊,甚至陷于贫困,法律的公平、正义何以体现?《婚姻法修正案》规定了婚姻自由原则,但弱势一方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为了保持现有生活条件,勉强维持已经“死亡”的婚姻。有的人甚至没有选择,被迫接受离婚,生活陷于贫困。那么,婚姻自由真正实现了吗?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无所作为,仅以《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一个法律条文就想达到既与《物权法》所有权取得规则一致,保护离婚当事人的个人财产权利;又能救济弱者,平衡离婚当事人利益,使没有取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一方对不动产保值增值的贡献以及对家庭的付出得到回报,那是不可能的!在离婚低成本的状况下,适用该司法解释将产生不公平的法律后果。
(三)婚姻法司法解释制定的时间短、程序不严格
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从提议到公布经历十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调研,《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进行三次审议。相较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程序简单,且在短时间内出台。2001年《婚姻法解释(一)》的出台离《婚姻法修正案》实施日不到八个月,内容包括家庭暴力的界定、事实婚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夫妻财产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离婚救济等重大问题。《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两年时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29个条文,其中20个条文规定夫妻财产关系。200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婚姻法解释(三)》的起草工作,专家学者提出诸多修改意见,[4]社会公众形成男女两大阵营对立的褒贬评价,但这些对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4日最终通过的《婚姻法解释(三)》影响甚小。为提高审判效率,最高人民法院短时间内迅速出台司法解释,对关乎民众婚姻家庭切身利益、争议很大的问题,没有开展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主要从统一审判、方便办案出发,以简单易行、“一刀切”的“准立法”形式制定关涉男女老少、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婚姻家庭法律,过于草率。
(四)抽象性司法解释陷入解释的再解释的“怪圈”
如前所述,《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关于夫妻一方婚前所购不动产用于投资还是自住?“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个人财产”如何界定?还需进一步解释。用法律语言概括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永远是有限的,最高人民法院以抽象、概括的法律条文解释法律、创设规则,在审判实践中,必定要结合具体案情对法律条文做进一步的解释,从而陷入解释的再解释的“怪圈”。
三、《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揽社会,人们的私有财产少,婚姻家庭利益关系较简单,统一规范性婚姻法司法解释弥补了立法的不足,是人民法院处理婚姻家庭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上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私有财产增多,思想观念发生全方位的变化,传统婚姻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新的婚姻家庭道德观尚未建立。“一事求一解”的司法解释难以解决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利益关系,有些规定适用的结果偏离了《婚姻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影响人们对婚姻家庭的信心。为此,应对抽象性婚姻法司法解释加以规制。
(一)细化婚姻法律规定,加强立法解释
法律规定得越详细,才能为司法、执法提供明确的依据,有利于法官准确掌握立法精神,行使自由裁量权。婚姻法司法解释无法从总体上完善离婚配套法律制度,为了处理大量离婚不动产纠纷案件,抽象性司法解释只是权宜之计。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发挥立法解释的职能,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做出解释,不应将过重的法律解释任务推给司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充足的立法资源,更能从全局把握立法导向,考虑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做出相对合理、严谨的法律解释。
(二)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监督机制
我国短期内消除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并不现实,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某一法律作统一规范性解释仍有必要,但应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限缩司法解释的数量和范围。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规定的只是事后监督和救济机制,还应加强事前监督机制。对最高人民法院拟列入司法解释的立项问题,是否有必要出台统一性司法解释,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核、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婚姻法司法解释,须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稿,在综合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核、批准后,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公布。
(三)建立类型化的判例制度
婚姻家庭案件受地区差异、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相同或相似的案情会存在不同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过多的统一规范性司法解释,抹杀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适用中遭遇质疑和抵抗。基层法院法官对承办的案件最了解,对案件裁判的社会效果具有更深的洞察力。在我国法官队伍业务素质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应赋予法官审理个案的法律解释权,充分发挥法官在个案中的司法能动性。最高人民法院不宜针对某个具体案件做出批复、对某一法律条款做出解释。鉴于我国司法公信力没有普遍建立,为防止司法权力寻租,应建立类型化的判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就审判重点和疑难问题,选取审理较为成功的案例,分门别类定期公布,公布的判例具有法律拘束力,作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相同或类似案件的依据。
 
参考文献:


[①]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第285—1条;《德国民法典》第1586条a第1款。


[1] 薛宁兰.共同关切的话题——“《婚姻法》修改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01,(1).
[2] 吴飞.当代中国婚姻的价值缺位[J].文化纵横.2011,(1).
[3] 夏吟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J].政法论坛.2003,(6).
[4] 蒋月.论夫妻一方婚前借款购置不动产的利益归属——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的商榷[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2).; 陈苇.论双方父母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8条第2款之我见[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2).; 杨大文.略论婚姻法及其适用的价值取向——兼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六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2).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