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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0-26

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述评

——以改革开放至今的研究成果为对象

 雷春红

 摘要:国内法学界关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研究成果颇多,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与之联系紧密的涉及未成年人家事审判改革的研究已比较全面和细致,域外相关立法与措施的介绍、比较分析与借鉴的成果亦很丰富。但关于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制度的研究方面内容比较单一。而且,以上几个论题基本都是分开研讨的,关于国家介入父母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缺乏专项研究。联系紧密的论题分开研究的缺陷是缺乏针对性,导致细节问题缺漏。有必要以儿童权利保护为基点,将父母分居或离婚亲子关系的系列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研讨国家介入的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和构建。

关键词:国家介入  亲子关系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前
        在父母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或离异的家庭里,未成年子女往往不能得到父母亲正常的关爱,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心理和偏激的行为。这一私人家庭领域的问题其实关乎儿童的未来、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利益,因此,父母分居或离婚的未成年子女权益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近些年,我国离婚率逐年升高,法学界对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关注和研究增多,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提出了许多法律修改和完善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法官在很多情况下无能为力,或无所适从。父母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的亲子关系调整存在立法的空白。笔者认为,缺少国家力量的适当介入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力量过度介入家庭,导致亲情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后,国家力量退出家庭,家庭高度自治却使得处于弱势的未成年子女权益受到侵害。相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对父母分居或离婚的儿童权益保障的理论研究相对成熟,立法与措施相对健全、完善。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立法的研究成果,分析研究现状,将有助于深入研讨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法律完善问题,切实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各项权益。
       本研究述评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与法律制度研究、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涉及未成年人家事审判改革的研究、域外法比较与借鉴的研究。国家力量介入预防与制止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研究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但其归类于家庭暴力的研究专题更适宜,故本文不论及。
       一、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研究
       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研究情况可从理论研究与法律制度研究两方面考察。
     (一)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表达了妇女儿童公有,以城邦国家取代小家庭的思想。古罗马出现了国家亲权理论。但19世纪末以前的西方社会,家庭被认为是高度自治的私人领域。19世纪末以后,福利国家通过法律干预家庭关系的程度日益深广。20世纪60年代以来,儿童权利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关于国家是否介入亲子关系在理论上争议激烈,形成自由放任主义的国家非介入理论和干预主义的国家介入理论的对立。[1]后者也被称为国家亲权理论。然而,这两种理论实际上都致力于保护儿童的权利,只是在国家介入的程度和方式上存在分歧。
         我国国家政府一直重视儿童福利,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雷洁琼早在1935年就对儿童福利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她提出:儿童的福利保护与否,对国家的前途影响甚为巨大,因此,在儿童的教养方面,以前归之于个人或家庭的责任,在现代应当是社会与国家的责任。[2]但是,20世纪60、70年代,国家力量过度干预家庭,违背了家庭人伦规则。改革开放后,纠枉过正,国家力量退出家庭领域。然而,家庭高度自治的状态下,却导致儿童权利保护的缺失。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婚姻法在儿童保护问题上更多委诸于家庭自治,公权力干预不足,对于父母滥用权利,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公权力明显乏力,这是我国法律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3]
        关于国家亲权理论,有学者提出:“对特定的个人而言,从来有两个属主:一个是自然的父亲,一个是国家父亲。”[4]儿童监护既是自然父亲的义务也是国家父亲的义务,国家或政府是儿童的最高监护人。[5]“家庭正义价值打破了历史上家庭对子女绝对亲权的自治壁垒,国家亲权理论进而使国家获致介入家庭内监护事务的正当性主体资格。”[6]
关于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条件,须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为核心价值并遵循相应原则。国家介入以家庭监护的“缺乏性”“违法性”为前提。[7]一旦父母无力或不愿承担照管子女的义务时,或当孩子受到虐待或照管不良时,国家应援用公权力剥夺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监护者的亲权,强制地介入、干涉儿童的成长过程,将处于急需救助和指导的儿童置于控制之内,以矫正其生活上的偏差、心理上或人格上的缺失。[8]
        至于儿童、家庭与国家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基于父母能力的局限性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国家应当更积极地承担起其“家长”责任,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扶助,必要时直接替代父母承担责任,而且尽可能提高儿童福利水平。”[9]一方面,为保护儿童利益,国家有时不得不在一些方面涉足家庭事务;另一方面,国家在涉足家庭事务时,又要保护家庭和儿童的隐私及尊重双方的自主权。[10]
        综而言之,我国法学界对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起步并不晚,基本上与西方国家的相关研究同步。但是,与国外研究相比,缺少观点的对立与论争,学者们对国家是否应介入亲子关系,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介入观点基本一致,因而论证显得不够细致和充分。子女、父母与国家的关系很复杂,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仍有诸多开放性的问题,包括国家的角色、国家介入的限度、国家介入的手段、国家介入的保障等。[11]此外,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观念、权力结构、社会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20世纪60、70年代国家介入家庭领域既有教训,也有经验可循。而且,中国几千年沉淀的优良家风、家训,在新时代如何发扬?这些都是我国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理论有待挖掘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法律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的介入和干预研究,此类研究成果非常多,基本一致的观点是主张国家公权力应介入未成年人的监护,未成年人监护的法律制度不仅是私法规范,还具有公法性质。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应反映家庭自治和国家公权干预的双重性能。从未成年人的利益考虑,很有必要强化国家的公权干预,通过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监控,保留国家公权的随时介入;一切关系到未成年人监护的纠纷,均应当通过国家公权机构来解决。[12]还有学者主张,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公法化。[13]设立我国未成年子女财产监护的公权干预制度。[14]
       不少学者研讨国家监护制度和监护监督制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干预不足,建议设立监护监督人,明确监护监督人的职责。同时,设立行政监督机构。发挥民政部门的作用,建立由民政部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15]有学者提出,以比例原则为基础/进行国家监护制度建构。[16]有学者提出:“我国未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以及其他法律规范中也应该确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基本原则、建立未成年人监护的专门机关、补充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支持制度以及构建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17]“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代表国家通过协助父母、帮助家庭、担任监护人、履行监护监督职责等各种方式,完成‘国家兜底’的未成年人守护者的国家责任。”[18]
        其他与此关联的制度研究主要有:针对我国国家和地方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中国设计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机制的十大建议。[19] 有学者认为,我国儿童权利的行政保护方面,享有执法权的行政机构一般都不拥有儿童权利保护专职人员,而专门性的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机构又不具有执法权。这两种状况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都难以起到有效的价值。所以,待时机成熟时成立儿童保护综合执法局。[20]还有学者提出,应建立起对不同的儿童类型实行分类救助、全面保护的完善的儿童社会福利服务体系。[21]等等。
         总之,国家介入亲子关系法律制度的研究内容比较单一,集中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构建上,但此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体现出全面、细致、具体的特点。
        二、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
         (一)国家介入父母分居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
         我国没有规定夫妻分居制度或夫妻别居制度,相关研究并不多,主要探讨分居的认定标准[22]、我国设立夫妻分居制度的构想。[23]其中论及分居期间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规定:建议规定分居不影响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夫妻应当依据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对分居期间子女的抚养、监护和探视权等事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24]
         夫妻分居期间国家介入的研究凤毛麟角,仅见张力:《家庭自治、国家干预与夫妻分居的法律规制》一文。作者提出,应转变观念,认识到分居事实缺乏法律调整所显现的负价值,主张我国婚姻法理应对分居至少投以与离婚近似的规制注意力。[25]但此文并非国家介入父母分居的亲子关系的专门研究,只在其中提及注重对未成年人,对妇女特别是家庭主妇等弱势人群的特殊保护。
         (二)国家介入父母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研究
        父母离婚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研究成果非常多,近年来还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26]其中关于国家介入的观点主要有我国登记离婚涉及儿童权益的保护,针对《婚姻登记条例》中立法理念的不足,建议设立“家庭自治为主,国家监督为辅”的原则。增加婚姻登记机关对登记离婚协议的实质审查职能:审查当事人对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约定是否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27]针对我国离婚诉讼中处理儿童抚养问题存在的不足,建立加强法院的公力监督和适当干预。法官应该在详细了解整个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最终衡量标准,指导离婚父母协商解决儿童抚养问题。[28]对父母离婚后均不给付子女抚养费且将给未成年人成长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要求国家介入,国家机关应有责任和权利对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提起追索抚养费的诉讼。[29]
        综上可见,法学界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私法方面的研究已很充分,理论研讨、实证调研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均有采用。但国家介入离婚后的亲子关系仅少数文章、著作有所论及,缺乏专项研究,登记离婚涉及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实质审查制度研究有待加强。欠缺国家介入父母分居的亲子关系法律制度的研究,不能有力地推动相关法律出台,父母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的情形下,未成年人权益法律保护的缺失是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三、涉及未成年人家事审判改革的研究
        家事案件的审判是以国家司法权力解决私人间的家事纠纷,是国家权力介入家庭领域最直接的、最有效的途径。但司法实践中适用审理普通民事案件的方式处理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探望等问题,对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护存在诸多缺失。因此,改革家事审判方式,构建独立的家事审判机制已势在必行。2016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视频会议,大力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2017年7月19日,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和各成员单位的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了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30]可以说,各项家事审判机制试点改革工作初见成效,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法学界关于家事审判改革的探讨由来已久,研究成果很多。[31]就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家事审判机制改革与执行措施,主要有以下观点:
       其一,主张加强司法的干预力度。“构建未成年子女监护的国家干预制度,尤其是加强司法的干预力度能有效弥补家庭监护的局限和不足,是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顺应未成年子女监护公法化、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最大化的客观要求。”[32]
        其二,主张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中部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需要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特别是家庭规范和价值准则,应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围,并在调解或审判中加以引导,在说理中予以体现,通过法治的手段巩固这些价值理念,将传统理念和现代理念结合起来,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予以弘扬。[33]
         其三,提出建立具体的制度与措施。有观点认为,儿童利益是一种身份利益,具有显著的公益性,国家与社会必须给予特殊保护。从司法层面看,确认儿童的诉讼主体地位,确立涉儿童家事案件职权探知、职权调查原则,建立专业化的家事审判机构。[34]在现有的程序法框架下突出司法能动性,强化审判的职权主义色彩。包括:建立调解前置程序和适法调解机制;设立对涉及未成年子女抚育问题的离婚协议的司法审查程序;设置独立的少年民事审判庭,由专门法官专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民事案件;确立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在抚养关系纠纷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创建未成年人父母的特殊人格调查制度;建立对特殊群体未成年子女的特别保护机制。[35]建立专门化的家事审判机构,不仅能更好的实现家事纠纷解决中的实质正义和综合效益,而且还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36]还有学者提出,法院主动介入,引导诉讼;贯彻实施社会观护制度;建立心理干预和防护机制。[37]
       最后,关于探望权的执行,有观点认为,可以采取支付延期履行金的方式敦促履行。对不自动履行探望权的,规定执行中可通过委托律师、妇联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普法教育、心理疏导,引导其自动履行义务,也可组织、见证探望权行使。[38]
综而言之,对此论题的研究,除了高校、科研机构学者外,司法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其主旨是加强司法干预的力度,构建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联合社会力量,探索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多种解决途径和方法。
        四、域外法比较与借鉴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福利基础条件下,国家介入家庭保护儿童权益的制度与措施相对完备。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也值得借鉴。法学界关于域外法的比较和借鉴的研究成果亦很多。[39]
        关于国家介入亲子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有文章介绍,英国进入20世纪后,公权力开始大量介入亲子关系,监督父母的权利与义务的行使情况,要求父母在管教子女时要充分考虑子女的意见,惩戒权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和限制。[40]英国法尊重和强调儿童是独立享有权利和利益的主体。身为国家家长的政府,要适时干预不适当履行父母责任的父母之行为,必要时接管父母角色,直接承担父母责任。[41]加拿大的儿童保护制度发展的基本导向主要以国家亲权主义为基本理念。这种基本理念提供了“国家干预未成年人生活而无须后者父母同意”的坚实基石,由此,儿童不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国家的共财产,公权力机构(警察、法院和儿童保护机关)以及经授权的儿童福利组织有权力制止父母及监护人的违法行为。[42]在德国,当父母不能顺利完成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或有损害子女利益的情形时,民法典为父母照顾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和监督。这种支持和监督涉及两方面:其一是对照料子女的人提供帮助;其二是对照顾权进行国家干预。其中帮助措施优先于国家干预。[43]
        关于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家事诉讼程序的各项制度,有文章介绍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的法律的相关规定。为了克服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当然代理人的不足,设立了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监督、保障机制,包括:在子女能对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时应尊重子女的意愿;为未成年子女设立独立的中立性代理人;在必要的情况下,法院应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以决定子女的最大利益。[44]为保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得到贯彻执行,英美法上主要国家积极探索多种措施,其中重要的措施就是设立未成年子女“子女代理人”(或“诉讼监护人”)、“子女委员会”等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监督、保障机制。[45]在瑞典,夫妻离婚时,由卫生及社会事务部的家庭顾问帮助促进双方自行达成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可以到法院起诉。法院会尽力促使双方和解,不能和解的将做出判决。法院解决子女抚养问题须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并注意了解和考虑孩子的意愿。如果法院认为父母有虐待、遗弃等可能伤害子女的行为,有权将孩子暂时交给由卫生及社会事务部负责遴选的寄养家庭抚养。[46]
       关于父母离婚后抚养费和探望的执行措施,有文章介绍,美国的未成年子女扶养费强制执行系统最引人注目,为保证有关儿童扶养费的判决能够得到执行,各州均规定了强制执行的方法,主要包括:蔑视诉讼,留置、扣押、担保,收入扣除以及吊销执照等。[47]加拿大法院在适当情况下发布监护或探望命令时,可要求由个人、子女援助社团或其他机构对子女探望权执行进行监督。在极端情况下,采取措施对拒绝或阻挠探望的人处以监禁,并处或单处罚金。[48]法国在子女探望方面设立了离婚后的子女探望中心。这些中心为非营利性质的,以协会的方式组织,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工作者、治疗专家、家庭顾问等组成。1998年政府          对此类中心规定了一些标准并提供一些指导。[49]
总而言之,国内对于域外国家介入父母离婚的亲子关系立法与措施的介绍涉及面广,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诸多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规定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我国此项论题的研究和相关法律规定的改进是重要的、有益的参考。
        结
        从上述几个问题的研究情况可见,每项研究的成果都已经很多,研讨全面、细致。但缺乏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的专项研究,所涉问题都是分开研究,缺乏系统性。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探望、财产权益等问题基本上是分开阐述的;家事审判机制改革是另一独立的论题;未成年人保护的机构和制度也是独立的论题。然而,这些论题联系紧密。分别单独研究的缺陷是缺乏针对性,导致细节问题缺漏,所提出的措施可行性不强。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必要以儿童权利保护为基点,将父母分居或离婚亲子关系的系列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研讨国家介入的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和构建。深入研究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审判机制改革,对现在研究没有论及的父母分居亲子关系,以及研究较少的登记离婚亲子关系,探索国家行政机关监督和社会力量介入的途径。促进国家介入父母分居或离婚的亲子关系的立法、司法与行政的互通,积极借助国家力量,发挥部门职能,调动社会力量,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帮助。提高此类案件的审判效果,破解抚养、探望案件的“执行难”,切实保护父母分居或离异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各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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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相关研究成果诸如:陈爱武.人事诉讼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王勇民.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陈爱武.论家事案件之执行[J].2006,(1).;陈爱武.人事诉讼程序的法理与实证[J].金陵法律评论,2006,(秋).;张晓茹. 家事事件程序的法理分析[J].河北法学,2006,(6).;钱晓芳. 论抚育纠纷中未成年子女民事权益的司法保障[J].人民司法·应用,2010,(15).;陈爱武.论家事审判机构之专门化——以家事法院(庭)为中心的比较分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2, (1).;张旭东.未成年权益诉讼保护要素缺失与补足——基于个案分析[J].集美大学学报,2012,(3).;陈思琴.离婚后监护安排中儿童意愿之听取与考量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2).;沈永斌,范纪强.关于探视权案件执行情况的调研分析[J].执行工作指导,2013,(3).;曲昇霞.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双轨制建构——以日本未成年人民事审判为借鉴[J].学海,2014,(6).;程新文,张颖新,沈丹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家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J].民事审判指导,2016,(2).;陈爱武.家事诉讼与儿童利益保护[J].北方法学,2016,(6).;杜万华.当前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点问题[J].民事审判指导,2017,(2).;杜万华.弘扬核心价值观 促进家风家庭建设[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1).;徐振邦.家事案件执行难点问题探析[J].人民司法·应用,2018,(19).;周冰一.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新型模式探究[A]. 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实务(2017年卷)[C].法律出版社,2018.;夏孟宣,张元华,郑永建.家事审判改革背景下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研究——以家事诉讼模式构建为视角[A]. 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实务(2017年卷)[C].法律出版社,2018.;薛箴言.在离婚案中建立子女抚养能力量化赋分机制的调研——以R市法院314件涉子女抚养案例及108位法官的问卷为样本[A]. 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实务(2017年卷)[C].法律出版社,2018.;刘征峰.我国抚养权执行的困境、成因和出路[J].江汉学术,2016,(4).等等。

[32] 夏孟宣,张元华,郑永建.家事审判改革背景下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研究——以家事诉讼模式构建为视角[A]. 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实务(2017年卷)[C].法律出版社,2018.

[33] 杜万华.弘扬核心价值观 促进家风家庭建设[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1).

[34] 陈爱武.家事诉讼与儿童利益保护[J].北方法学,2016,(6).

[35] 钱晓芳. 论抚育纠纷中未成年子女民事权益的司法保障[J]. 人民司法·应用,2010,(15).

[36] 陈爱武.论家事审判机构之专门化——以家事法院(庭)为中心的比较分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2, (1).

[37] 周冰一.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新型模式探究[A]. 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实务(2017年卷)[C].法律出版社,2018.

[38] 徐振邦.家事案件执行难点问题探析[J].人民司法·应用,2018,(19).

[39] 相关研究成果诸如: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王丽萍.亲子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郗杰英,鞠青主编.家庭抚养和监护未成年人责任履行的社会干预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陈苇主编.加拿大家庭法汇编[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李喜蕊.英国家庭法历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陈苇,王鹍.澳大利亚儿童权益保护立法评价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以家庭法和子女抚养(评估)法为研究对象[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5) .;冉启玉.英美法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及其启示——以离婚后子女监护为视角[J].河北法学,2009,(9).;冉启玉.“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下离婚亲子关系法的转变[A].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研究(2011年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蒋月.从父母权利到父母责任:英国儿童权利保护法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A].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研究(201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徐国栋.普通法中的国家亲权制度及罗马法根源[J].甘肃社会科学,2011,(01).;李明建.外国离婚后监护与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立法分析[J].籣州学刊,2011,(4).;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瑞典儿童保护与服务的实践及启示[J].中国妇运,2014,(1).;蒋月,冯源.台湾家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启示——以“家事事件法”为中心[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93.;夏吟兰,陈汉,刘征峰.涉台婚姻中离婚后子女抚养权、探视权保障研究[J].海峡法学,2015,(2).;杨晋玲.德国父母照顾对我国亲子关系立法的借鉴——兼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成为我国亲属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6).;杨临萍,龙飞.德国家事审判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律适用,2016,(04).;杨志超.加拿大儿童保护制度演进的基本导向及启示[J].宁夏社会科学,2017,(6).;郑亚灵.比较法视野下“家事审判中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探究[J].青少年学刊,2019,(6).;等等。

[40] 李喜蕊.英国家庭法历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249.

[41] 蒋月.从父母权利到父母责任:英国儿童权利保护法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A].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研究(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9.

[42] 杨志超.加拿大儿童保护制度演进的基本导向及启示[J].宁夏社会科学,2017,(6).

[43] 杨晋玲.德国父母照顾对我国亲子关系立法的借鉴——兼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成为我国亲属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6).

[44] 冉启玉.“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下离婚亲子关系法的转变[A].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研究(2011年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66-368.

[45] 冉启玉. 英美法“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及其启示——以离婚后子女监护为视角[J].河北法学,2009,(9).

[46]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瑞典儿童保护与服务的实践及启示[J].中国妇运,2014,(1).

[47] 王丽萍.亲子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54.

[48] 陈苇主编.加拿大家庭法汇编[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59、61-62、152.

[49] 冉启玉.“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下离婚亲子关系法的转变[A].夏吟兰,龙翼飞主编.家事法研究(2011年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