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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时间:2020-09-21

分家析产习俗与继承法律制度的冲突与协调
——罗甲诉罗乙、罗丙分家析产纠纷案

作者:雷春红
【案情简介】
原告:罗甲,男,1970年出生,住沙县。
被告:罗乙,男,1974年出生,住沙县。
被告:罗丙,男,1976年出生,住沙县。
1996年,罗某与彭某夫妇在沙县某街道建房屋一植,房屋的建筑面积为21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4.8平方米。罗某与彭某生育有三男一女,即长子罗甲、次子罗乙、三子罗丙及女儿罗丁。2001年1月6日,罗甲、罗乙、罗丙三人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原沙县某街道的房屋一植,经父子协商评估价为5万元,转售给罗丙,其中1万元作为罗丙娶亲经费,余下4万元,共分为4份,1份1万元,即罗某、罗甲、罗乙、罗丙各1份。协议书约定付款方式为:罗丙从2001年起至2003年分期付清,2001年应付罗唯祥、罗甲、罗乙各4000元;2002年应付罗唯祥、罗甲、罗乙各3000元;2003年应付罗某、罗甲、罗乙各3000元。2002年5月,罗某去世,2007年6月,彭某去世。罗甲认为,该房屋是父母留下的遗产,应予以继承和分割,罗乙、罗丙不同意,三人为此发生纠纷。2007年6月25日,罗甲向法院起诉罗乙和罗丙。
原告罗甲诉称,原、被告的父母死亡时,留有沙县某街道的房屋一植。原、被告均是罗某与彭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应依法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现该房屋被二被告非法占有,请求法院对该房屋依法进行分割;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罗乙、罗丙辩称,该讼争房屋已经分家析产,并归罗丙所有,不属于罗某与彭某的遗产,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罗某与彭某的女儿罗丁自愿放弃继承权。
原告认为,原、被告三人于2001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并不是分家析产协议书,因该房屋产权为罗某,其作为罗某与彭某的子女,无权处分罗某夫妇的私有房产,且该协议书中罗某、彭某夫妻亦未在协议书上签名,被告罗丙未按协议书的约定付款。故认为原、被告三人于2001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该协议书从签订时起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被告认为,本案讼争的房屋已归罗丙所有。原、被告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是属于原、被告之间分家析产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罗某、彭某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但有原、被告的舅舅作为公证人在协议上签字且该协议书由他人执笔。该协议书内容系罗某及其家庭成员协商确定而签订的,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认为被罗丙已按协议书约定支付了原告补偿款。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三人于2001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原、被告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中原、被告父母罗某、彭某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但有原、被告的舅舅及原、被告的姐姐出庭作证,证实原、被告三方签订的协议书系经过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协商确定,该协议书内容亦是原、被告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书是分家析产协议。该协议书能够证实座落于沙县某街道的房屋是原、被告及父亲罗某所有的家庭共同财产,根据协议书约定,罗某、罗甲、罗乙在该房屋的份额已转售给罗丙,该房屋产权属于被告罗丙,不是罗某和彭某的遗产。原告要求依法继承和分割讼争房屋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甲要求对被继承人罗某与彭某座落于沙县某街道的房屋进行继承和分割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400元,由原告罗甲承担。
 
【裁判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讼争的房屋是否已经分家析产,还是作为遗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其中有两项事实的确认成为本案判决的关键:一是,讼争的房屋是罗某夫妇的财产,还是罗某与子女共同所有的家产?二是,原、被告三人于2001年1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我们可以从诉讼证据和实体两方面加以评析。
从诉讼证据证明的事实上看,讼争房屋的产权证上虽然写的是罗某的名字,但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协议书以及证人证言,该房屋实际上是罗某与他的三个儿子(即案中的原告和被告)所有的家庭共同财产,即“家产”,而不是罗某夫妇的遗产。协议书没有罗某和彭某的签名,但有原、被告的舅舅作为公证人在协议上签字,且原、被告的舅舅和姐姐都出庭作证证实协议书系经过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协商确定的。法院据此认定该协议书是分家析产协议书,分家析产协议书的内容是原、被告及其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合法有效。
从实体法角度看,继承是继承人依法取得死者遗留个人合法财产的法律制度,本案讼争的房产是父子共同所有的财产,不是父亲罗某个人所有的财产,而且分家析产协议是罗某夫妇在世时订立的,法院将此作为分家析产纠纷案件处理,是正确的。分家析产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民间习俗,国家法没有设立相应的法律规范,法院的判决实际上认可了分家析产的民间习俗,维护了农村代际间财产传承的传统秩序。
 
【问题解析】
分家制虽然已退出国家法,但仍以民间习俗形式一直保留在我国农村社会。继承与分家析产有不同之处:1.继承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而家产的分割与家长的死亡并没有直接关系,有的家庭在父母生前就分割家产;有的在家父一死亡,诸兄弟即行分割家产;有的则仍维持公同共有。2.继承取得的是被继承人遗留的个人所有财产,而析产是对家庭成员共有家产的分配,父母对家产不享有个人所有权。虽然分家析产不同于继承,但二者都是财产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转,而且都涉及老人的赡养。因此,司法实践中,存在分家析产习俗与继承法律制度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能否适用《继承法》的规定解决分家析产纠纷,值得探讨。
一、分家文书效力的认定是否可以适用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
如果发生分家纠纷,且留有分家文书的,认定分家文书的效力成为解决纠纷的关键。一份内容完整的分家文书一般载明:序言、缘由、赡养义务的分担、家产的分配、日期、当事人和见证人签名等。但是,分家文书没有当事人或见证人签名、不载明日期的情况比较多,此类文书是否被认定为无效?尤其是分家析产文书订立后,父母双亡,儿子为争夺家产起纷争时,能否按照《民法典》关于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来判定分家析产文书的效力?我们认为,遗嘱是遗嘱人生前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所有的财产的行为,遗嘱在遗嘱人去世后发生效力。“析产”分配的是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家产,家庭成员的减少并不导致家产的变动,继承法无法规范分家析产问题,当然也不能适用《民法典》关于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判定分家文书的效力。分家析产文书效力认定的关键问题是分家文书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只能由法官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判断,必要时,还要亲自到当事人所在村镇,了解情况,补齐分家文书的内容。
二、遗嘱能否变更或撤销分家析产文书的内容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公示方式是登记,动产所有权转移公示方式是交付。分家析产中财产所有权转移是否须遵循物权法的规定?分家析产后,父母能否另立遗嘱变更或撤销分家析产协议的内容?如果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分家析产后还需办理登记或交付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那么,在登记或交付之前,父母是可以另立遗嘱变更或撤销分家协议内容的,而且不存在违约责任的问题,因为分配家产的权力由父母掌握。但是,按照农村分家析产习俗,分家行为一经完成,财产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这时,儿子可以将自己分得的财产转让给他人,即使父母感情上接受不了,也无权干涉。父母也不能再立遗嘱或以其他方式变更、撤销分家协议,重新分配财产。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农村代际间转移财产的方式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方式确立的判例,认可了分家析产后多年形成的产权归属事实。根据1985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土改前已分家析产的房屋,土改时误登在一人名下的产权仍归双方各自所有的批复》,祖遗房产在土改前分家时已经明确双方当事人各自享有一半的产权,几十年来从未发生争执,当地群众、双方亲属和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各有一半产权。虽然土改时将祖遗房产的误登在一方名下,但根据双方长期居住管业的历史事实,房屋产权仍归双方各自所有。由此可见,法律认可了分家析产多年以来形成的产权归属事实,而不是以登记作为确定房屋产权归属的依据。又根据1985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分家析产的房屋再立遗嘱变更产权,其遗嘱是否有效的批复》,对于当事人分家时达成的各自管业且已执行多年的房产协议,应予以维护。父母亲再立“遗嘱”,将已经分配的房产确定由他人继承,所立“遗嘱”无效。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了“历史事实”,已经执行多年的分家析产协议具有既定力,不能再立遗嘱变更或撤销分家析产协议确定的产权归属。但是,至于分家析产协议的性质以及分家协议是否导致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我国现行法律的态度还是不够明确。
三、分家析产后,父母能否继承儿子的遗产
农村没有继承概念,父母生前分家意味着家产已经全部转移给儿子所有,父母以后的生活托付给儿子,儿子去世后,父母再取得儿子原先分得的财产,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儿子去世的,其财产归孙子所有,没有孙子或孙子死亡的,财产作为“户绝”处理。儿媳带产改嫁在民间是允许的,但其必将失去对亡夫遗产的全部权利,所带走的财产须以孙子的名义保留。如此一来,儿子去世后,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父母的养老就失去了经济依托和物质保障,老人的赡养就成为一大难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保障,失去儿子的父母极力阻止媳妇带产改嫁,这似乎是婆婆干涉儿媳的婚姻自由,剥夺儿媳继承丈夫遗产的权利,但实际上蕴含着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如前所述,分家包括分产和“分人”,分家析产后父母的生计是充满风险的,特别是分家时养老份较少的情况下,一旦儿子不愿承担赡养义务,或者儿子早亡,父母的生存就会面临威胁。
然而,现行法律却解决了这一问题,儿子不承担赡养义务的,根据《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父母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强制儿子履行赡养义务。儿子去世后留有遗产的,父母可以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儿子的遗产,以获得生存保障,还可以与村集体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解决养老送终的问题,而不必费尽心机的阻止儿媳带产改嫁。由此可见,分家析产民间习俗无法解决,或者解决不好的老人赡养问题,由来自西方的继承法律制度解决了,民间分家析产习俗的不足将在国家法的适用中逐渐被扬弃。
 四、“出嫁女”、“寡妻”不能分得遗产的习俗是否违悖继承法男女平等原则
中国宗族是一个同宗共姓且共祀的男系血族团体,女儿结婚后丧失本宗的地位而归入夫宗名下,她们除了获得一份嫁奁,作为劳动的补偿外,丧失家产承继人的身份。[①]未出嫁的女儿一般跟随父母生活,出嫁所需的费用在分家时已约定,分家不为女儿留出家产份额。女儿不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不能分得家产,父母、兄弟去世时,当然也不能取得他们留下的遗产。儿子成婚后,便有独立的“房”,儿媳的随嫁财产无论多少都置于“房”中。分家后,儿子分得的财产与儿媳随嫁的财产“混合”为新的家产。丈夫去世后,家产归儿子所有,“寡妻”没有继承丈夫遗产的资格。“寡妻”有时会取得家产的管理权,或分得一份养老财,但这与“继承”完全是两回事。
“出嫁女”、“寡妻”不能分得遗产的习俗显然是违悖继承法男女平等原则的,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子女、父母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在一般情况下均等的继承遗产,“出嫁女”、“寡妻”均有权继承死者的遗产。诉诸人民法院的继承纠纷,人民法院会“依法办事”,判决的结果在“现代人”看来是公正合理的,但在村民们眼里,却是困惑不解的,甚至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农村社会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代际间财产传承习俗,遭受了国家法的打击。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民进城打工,农民可以从家庭生产之外获得更多的个人财产,个人财产权利观念也日益增强,发生分家纠纷时,越来越多的村民懂得求助于国家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法院在判案过程中,尽量实现分家析产民间习俗与继承法律制度的理性互动,力求实现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①] 余盛峰:《家庭代际财产传承的习惯法、国家法和西方法—以湖北省Z市S镇法庭纠纷处理为例》,易继明主编:《私法》(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