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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时间:2020-09-20

 
童养媳、嗣子的继承权
——林乙等七人诉林甲析产纠纷案
作者:雷春红
【案情简介】
原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林甲,男,1923年生。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乙,女,1935年生。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哨甲,男,1949年生。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哨乙,男,1958年生。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叶某,女,1947年生。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某,女,1978年生。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某,男,1930年生。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甲,女,1961年生。
被继承人林亚甲有子女:林甲、林乙、林丙(已故)和林丁(已故)。陈某是林丙的丈夫、陈甲是林丙的女儿;林丁有三个儿子即林哨甲、林哨乙、林哨丙(已故),叶某是林丙的妻子、林某是林丙的女儿。林亚甲于1974年去世,其生前有某市某巷1号、2号房屋至今未分割。1991年1月,林甲隐瞒产权共有事实申请办理坊巷1号、2号房产证,1993年9月领取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1997年9月,林乙知道后对该市人民政府的确权提出异议,市人民政府于2000年6月作出决定,撤销发给林甲的房产证。林甲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维持市人民政府的决定。2002年12月,林乙等七人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讼争房屋为原告与被告林甲共有并依法分割。
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后,2005年11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终审判决。再审判决认为,林亚甲是林乙的生父,林乙年幼时送给案外人郑某作童养媳,1952年与郑某之子郑甲结婚,1961年与郑甲离婚后,离开郑某家将户口迁回其生父林亚甲户下并与其共同生活,尽了赡养父亲的义务,有权继承林亚甲的遗产。林亚甲有三兄弟,林亚甲为福房、林亚乙为禄房、林亚丙为寿房,1917年林亚丙未成家便去世,为顾及林亚丙这一房的香火,林亚甲将自己抱养的林丁过继给林亚丙,作为林亚丙的嗣子,但并未与林亚丙形成事实上的父子关系。林丁仍与林亚甲共同生活,由林亚甲培养成人,并对林亚甲尽了赡养义务,由于封建立嗣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故林丁仍是林亚甲的养子,有权继承林亚甲的遗产。林丙是林亚甲的长女,林甲提供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足以证明林丙生前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据此判决:某市某巷1号、2号房屋应为林乙等七个与林甲按份共有:林乙占1份;陈某与陈甲共占1份;林哨甲、林哨乙、叶某、林某共占1份;林甲占1份。
林甲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市中院的再审判决,驳回林乙等人的诉讼请求。2006年4月,省高院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经过审理,省高院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分析认定如下:
一、林乙是否有继承权
林乙年幼时送给郑某作童养媳,1952年与郑某之子郑甲结婚,根据郑某抱养林乙的目的及林乙与郑某之子结婚的事实,郑某与林乙之间并没有建立拟制直系血亲这种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由于童养媳在习俗上于结婚前以养女相称,林甲提供的土地清册和户籍档案中记载林乙是郑某的养女不足以证明其与郑某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因此,林乙对其生父林亚甲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二、林丁是否有继承权
林甲主张,林丁是林亚甲的母亲抱养给林亚丙作嗣子的,由祖母养大成人,林丁与林亚甲没有抚养关系,无权继承林亚甲的遗产。双方当事人对林丁与林亚甲没有血缘关系,林丁是林亚丙去世后才过继的嗣子并无争议,法院据此认定,林丁与林亚丙没有抚养关系,林丁不是林亚丙的养子。至于林丁是否是林亚甲的养子,林哨甲、林哨乙、叶某、林某主张林丁有继承权,应当举证证明林亚甲与林丁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但是,林哨甲等人提供林亚甲家1962年的“户口登记表”中记载林丁户口“在外”,不足以证明林丁与林亚甲共同生活并尽了扶养义务;提供的文献居委会1999年函复及在《继承证明书》上的签注亦不能证明林亚甲与林丁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由于林哨甲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林丁是林亚甲的养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林丁对林亚甲的遗产没有继承权。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林丁仍与林亚甲共同生活,由林亚甲培养成人,并对林亚甲尽了赡养义务”缺乏相应的证据,应予更正。
三、林丙是否已经放弃继承权
林甲主张林丙生前已表示放弃继承权,但林甲提供的证人证言真实性不足以证明林丙曾向林亚甲的其他继承人表示过放弃继承权。林丙作为林亚甲的亲生女儿,享有继承权。
四、原审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林甲在申请省高院再审时主张,当事人于1993年9月对讼争房产权记载的共有人事项发生争议,可认定原审被上诉人已经知道权利被侵犯,但直至2002年12月才向法院起诉,已超过从继承开始之日起20年的诉讼时效。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1987)民他字第12号“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问题的批复”,本案案由是析产纠纷,不适用继承诉讼时效。
省高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市中院再审判决、二审判决和初审判决;
二、坐落于某市某巷的1、2号房屋,原审被上诉人林乙享有三分之一份额;陈某、陈甲享有三分之一份额;原审上诉人林甲享有三分之一份额;
三、驳回原审被上诉人林哨甲、林哨乙、叶某、林某的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裁判评析】
本案的审理首先确定的是案由,即是析产纠纷还是遗产继承纠纷?被继承人林亚甲于1974年去世,直到1997年,林亚甲的继承人才对其生前留有的某市某巷1号、2号房屋的归属发生争议,2002年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分割以上房产。根据1987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问题的批复》,可确定本案是析产纠纷,而不是遗产继承纠纷,因此,不适用继承法的诉讼时效,法院的定性是正确的。
其次是确定继承人的资格,争议的焦点是林乙和林丁是否享有继承权,也就是童养媳、嗣子的继承权问题。林乙年幼时被送给案外人郑某作童养媳,童养媳是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形式,虽然林乙从小由郑某抚养,在与郑某的儿子结婚前,与郑某以养女相称,但不符合收养的目的。因此,法院判决认定林乙与郑某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林乙有权继承其亲生父亲林亚甲的遗产。
林丁与林亚甲没有血缘关系,林丁是林亚甲的兄弟林亚丙去世后过继的嗣子,林丁与林亚丙不可能有抚养关系。林丁是否为林亚甲的养子,是认定林丁是否享有继承权的关键。省高院再审判决认为,林哨甲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证明林亚甲与林丁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林丁不享有继承林亚甲遗产的权利,故对原审法院的判决予以变更。省高院的判决准确的把握了案件审理的关键,公正合理的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使案件的判决更有说服力。但是,省高院的再审判决没有对林丁由谁抚养给出结论,林甲主张林丁由林亚甲的母亲抚养成人,却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虽然只要认定林丁不是林亚甲的养子就足以判案,但没有对林丁由谁抚养长大的事实加以明晰,可以说是有缺憾的。
此外,关于林丙是否放弃继承权的争议,林甲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林丙生前曾明确表示过放弃继承权,法院认定林丙有继承权的判决是正确的。
总之,本案的案情复杂,当事人人数多,为证明和支持各自的主张,当事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案件的审理难度大。然而,省高院的再审判决准确的把握了判案要点,公正合理的运用证据规则,正确的适用法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判决书条理清晰、逻辑性强,颇具说明力,值得学习和借鉴。
 
【问题解析】
    建国后,封建社会的童养媳包办婚姻、立嗣制度已被废除,但其遗留下的继承问题仍然存在,继承纠纷也时常发生,在我国边远山区还存在童养媳现象。童养媳、嗣子有权继承谁的遗产?有权继承亲生父母的遗产,还是有权继承童养媳抱养人、嗣父母的遗产?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有关规定,养子女与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又根据《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子女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综上,养子女享有继承养父母遗产的权利,养子女与亲生父母之间不再享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因此,判断童养媳、嗣子有权继承谁的遗产问题,关键在于童养媳与抱养人、嗣子与嗣父母之间是否成立收养关系。
收养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收养关系的成立除须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实质条件外,还须履行一定的收养程序。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收养子女的,应当亲自到县级民政部门申请办理收养登记,经过收养登记机关审查,认为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条件的,办理收养登记,发给收养登记证,收养关系自登记发证之日起成立。1992年4月1日《收养法》施行后,法律不再对具备收养实质要件而欠缺形式要件的收养关系予以保护,但《收养法》不具有溯及力,而且没有规定在此之前已经收养尚未办理合法手续的必须补办合法手续。因此,发生在《收养法》施行之前的事实收养仍需按当时的法律政策认定和办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 童养媳、嗣子是我国封建制度遗留的特殊历史问题,应按照事实收养的相关规定处理,下文将分别阐述童养媳、嗣子的继承权问题:
一、童养媳的继承权问题
我国法律没有专门规定童养媳的继承权问题,但将收养的目的与抱养童养媳的目的进行比较,即可得而知。收养旨在设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近现代社会,收养制度的目的侧重于维护被收养人的合法利益,使孤儿、育婴,以及父母没有抚养能力的儿童在新的家庭中获得良好的抚养和受教育条件,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没有子女的家庭通过收养子女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促进家庭的和睦。客观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减少引发社会矛盾的不安定因素。
抱养童养媳的目的则与收养的目截然不同,如前所述,穷困家庭将女儿送给或卖给他人当童养媳,目的在于减轻生活的压力;抱养童养媳的家庭是为年幼的儿子娶妻,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从小畜养童养媳既可以省下一大笔娶媳妇的聘礼费用,还可以获得任意使唤的劳动力。童养媳的悲惨遭遇、家庭暴力的发生,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抱养童养媳不能认定为成立收养关系,即使童养媳从小吃住在抱养人的家中,在结婚前以养女相称,也不能认定为成立了事实收养关系,不产生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也就不存在相互继承的问题。童养媳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存在,享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婚姻法》的贯彻施行,童养媳包办婚姻形式被废除。然而,现今我国边远山村仍存在童养媳现象,这主要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与群众法律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有关。即使现在有些家庭确实对童养媳爱护有加,但这在性质上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也不符合收养制度的目的,在法律上无法成立收养关系。有些童养媳对抱养人提供了赡养扶助,却不能成为法定继承人,对其遗产不享有继承权,至多只能依据《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
总之,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童养媳与抱养人不成立收养关系,不享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童养媳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消除,童养媳对亲生父母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二、嗣子的继承权问题
早在1951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继承等问题的批复》就对解放前所立嗣子是否有继承权问题做出规定:“……其所谓立嗣者,既系封建宗法社会产物,在精神上我们应予否定,只能当作是一种收养关系。收养关系,以双方自愿为原则,(被收养人如未成年须得生父母或其有监护权人之同意)他人不得干涉,这种收养关系成立与否,须看历史事实,事实上已存在收养关系,虽未书立嗣书,应亦承认其有继承权,他人不得干涉,……”也就是说,立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法律予以废除,但由此产生的扶养、继承问题,则按收养关系处理。嗣子与嗣父母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的,嗣子(养子)有继承嗣父母(养父母)遗产的权利,嗣子不再继承其亲生父母的遗产。
1951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亲属继承等问题的批复》对死后立嗣是否构成收养问题加以明确:“……我们认为被继承人生前如无遗嘱,则死后的遗产,应归有继承权的人依法继承;如系有继承权的亲属,自愿放弃继承权利,而为死者另立嗣子,这是有权处理遗产的问题,不叫做收养关系;如果是死者的配偶代为立嗣,又是另一收养关系,他人均无告争的余地。……”据此,立继、命继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被继承人不可能与嗣子形成收养关系。继承人为死者立嗣子的,是对继承人自己遗产的处理,不产生嗣子继承死者遗产的问题。死者的配偶代为立嗣的,可能形成的是死者配偶与嗣子之间的收养关系,与其他人无关。
而且,根据1964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嗣书”继承,不予承认问题的批复》,当事人没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嗣子又未尽赡养义务的,即使被继承人生前立有“嗣书”,嗣子也无权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嗣子的继承权问题,第38条规定:“‘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不能享有继承权。”
总而言之,立嗣与近现代的收养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目的不同。立嗣以宗祧继承为目的,为的是传宗接代,所立者仅限于男子;收养是为了维护被收养人的利益和保护收养人的合法权益,且被收养人不受男女之限。2、嗣子与养子女地位不同。嗣子是嗣父的继体或宗族延续的依托,其地位同于亲生子,高于他种收养的养子女。收养以产生拟制血亲关系为导向,养子女一般与养父母的婚生子女地位相同。3、时间不同。立嗣可由立嗣者生前进行,也可在其死后,由配偶或族中尊长代为择立。收养除了遗嘱收养外,一般在收养人生前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立嗣制度,对于立嗣遗留下来的继承问题,以是否成立收养关系(或者扶养关系)为准,如果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则嗣子得以养子的身份继承嗣父母的遗产;如果事实收养关系没有成立,嗣子不享有继承嗣父母遗产的权利,嗣子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消除,仍有权继承亲生父母的遗产。